在儿子钱瑞泽眼中,博闻强识的钱绍武,一向是很“能说”的,“口若悬河,几个小时都不带停。”然而,这位中国著名的雕刻家、画家、书法家,在人生的最后几年,语言能力慢慢“退化”了。
一开始,他讲上20分钟的课,就开始来来回回重复前面说过的话。慢慢地,他不说了,连有人问,也不回答。到最后,联通外部的那根线仿佛被彻底切断,他的世界里,只剩下艺术这一件事。
2020年,钱绍武在太湖边。 受访者供图
晚年经历两次手术、两次车祸、重度脑损伤,同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,这样的钱绍武,从光辉满身的艺术大师,变成一个脆弱的老人。常常地,他沉默地独坐在那里,偶尔冒出一句“原来美术就是巫术啊”,宛如痴人呓语。
钱瑞泽却上了心。他翻了很多资料,才从李泽厚先生的文章里,窥得父亲“隐秘世界”的一角——原来美的起源,具有祭祀的含义。
杜尚曾说,艺术家必须是孤独的,自己面对自己,就像在一条沉船上一样。彼此疏离又精神契合,始终是钱绍武父子间的情感注脚。
大部分时间里,他们住在苏州太湖边,钱瑞泽在那里进行雕塑创作,钱绍武每天散步时,会来看看儿子的作品,讲上一两句,无非是哪里处理得好,哪里处理得不好。除此以外,没什么别的交流。
那几乎是他们父子最亲密的几年。
高中毕业,钱瑞泽被分配到邮局工作。他不喜欢,第一次拿起画笔,没想到学得惊人得快。后来,钱瑞泽考上中央美院雕塑系,父亲在那儿任教,有一段日子还担任了系主任。但他们很少来往,钱瑞泽把这一切归因于“父亲走得很高,走得很远,跟刚刚成长起来的晚辈没什么好说的”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钱绍武(中)在参加雕塑创作营活动期间与学生合影。 受访者供图
桃李满天下的钱绍武,从没正经教过儿子一天。但钱瑞泽承认,从小浸泡在父亲讲的书法、雕塑和古诗词中,自己的确受到了优越的美的启蒙。
疫情前,父子俩也常结伴出游。钱老喜欢“大山大水”,也看古迹。西安的霍去病墓石雕群,连云港的孔望山汉代摩崖像,都让他流连忘返——在他看来,利用自然石头进行造型“是中国文化不一样的地方”。他的一生,也一直在寻求西方雕塑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水乳融合。
“他不仅是我的父亲,也是我的老师。”父亲最后时光里的断言片语,仍让钱瑞泽受益匪浅。艺术,似乎在这对父子间勾连出一条隐秘通道,让彼此得以在各自的世界里互相了解,并最终和解。
2021年6月9日,江南正值盛夏,一代艺术大师钱绍武逝世,享年93岁。在他离世一周年之际,钱瑞泽为父亲创作了一座纪念像,那是父亲晚年的形象:脸微微扬着,头发大半尽落了,面容和蔼,带着轻轻的笑。对钱瑞泽来说,这或许是他和父亲最亲近的时刻。
钱瑞泽为父亲钱绍武创作的纪念像。 受访者供图
以下是钱瑞泽的讲述:
父亲一生都在追求美。
他出生于无锡。我爷爷钱学熙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,专攻英国古典文学,性情冷峻,教子极严。
一次,父亲被爷爷要求用英文散文诗的形式进行写作练习,苦思冥想间,突然发现一缕阳光从木窗的缝隙泻下,几粒尘埃上下翻飞。此情此景,让父亲心有所动,没过多久,他就用诗句描绘出这幅看似平淡的画面。
等待爷爷点评时,父亲如往常一般忐忑不安,然而那一次,他竟然得到了夸赞,“太美了。”正是这“意外的赞美”,开启了他追求美的一生。
青年时期的钱绍武。 受访者供图
父亲八九岁时,整日跪在垫子上大声背诵《大学》,爷爷为他请来一位七十多岁的杨姓先生,也是父亲的姨公,专门监督他背书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爷爷不愿为汪伪政权效力,更不愿自己的孩子在日本人开办的小学读书,便将父亲寄托在杨家姨父家中,自己到上海光华大学教书。
跟着姨公学古文的同时,父亲又拜学者秦古柳为师,学习中国画。秦古柳先生提倡“琴棋书画气功武术同修”,四年光阴匆匆而过,父亲不仅熟记四书五经、临摹了大量书画,还练出强健的体魄。后来我爷爷把他送到上海学习英文,而后又把他带到了北京。
北京大学红楼距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很近。那时,父亲常常跑到董希文先生的课堂旁听,由此结识了杨辛先生,这期间,他与汤一介先生私下成立“马列主义学习三人组”,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后来,父亲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入学考试中,因专业技能、古文写作和英文写作满分,被徐悲鸿先生破格录取,开始接受正规教育。
在校期间,父亲刻苦努力,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,两年后,他又从留学苏联的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,被送往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雕塑,六年的严格训练,为他的艺术道路楔入了美的力量。
1953年,钱绍武与夫人叶苗田在北大未名湖畔留影。 受访者供图
父亲聪颖过人,博闻强识,不仅精通雕刻,素描、速写、线描、色粉画、国画等亦是出挑。他的肖像素描,用不同的技法来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,有时像石头一样坚硬结实,强调重量感和体积感,有时又糅进了凝练的灵动、写意的磅礴、刀削斧劈的洒脱,精妙且富于变化的技法,成为后人学习的经典范本。
父亲常说,其实美的能量并不神秘,人人都能感受到;对美的体验,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,无论是日常生活,还是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电影、文学、绘画、雕塑等艺术形式,都充满美的能量。只不过,多数人会将其片面理解,同时又被西方美学理论带偏,从而忘记中国传统美的原始出处,更不会想到它就是量子时代经常提及的能量、频率、共振。在父亲眼中,艺术与科学从来都是交融共生的。
在对美的追求中,父亲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雕塑的创作和教学上,获誉颇多。
《大路歌》是父亲在苏联列宾美术学院求学时,用时三年创作出的作品,甫一亮相,便被业内人士赞叹,“中国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雕塑家”。在这件作品中,父亲首次尝试以雕塑的形式,将国家意志、民族精神的巨大能量与美的能量同频同构。后来,这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。
钱绍武雕塑作品《大路歌》。 受访者供图
大锐角倾倒的三角构图,融入了父亲对美的强烈追求,凸显出中国人民追求新生活的美好愿望和坚强不屈、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力量。父亲认为,艺术家不仅应具备美的情怀,更要善于发现美,再以艺术家特有的才能,把美用最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,使人的情感得到升华,让更多人获得美的能量,这是艺术家的工作和使命。
《李大钊纪念像》坐落于河北唐山的大钊公园,高约四米,宽约八米,这座纪念像不仅是父亲从艺道路上的里程碑,也被人们称为当代美术史上的里程碑。彼时,父亲践行“艺术要走向民族化”的文艺创作思想,大胆采用天安门的建筑样式构图,借鉴传统摩崖石刻造像的形体归纳方法,将李大钊先生刚正不阿、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完美地呈现出来。
钱绍武雕塑作品《李大钊纪念像》。 受访者供图
父亲对美极为敏感,这使得他能精准地发现美、把握美。他认为,美是有能量的,而人的情感也是一种能量。比如,岩画上狩猎、农事、战争等人类活动的记载,都镌刻着智慧,散发着美的能量,所以我们要通过对美的能量感知,创造美的感受,提升人的审美境界。李大钊先生自身便具有强劲的美的能量——他不仅刚正不阿,更有“铁肩担道义”的情怀,在情感上继承了中华民族胸怀天下的豪情大义。
据父亲讲,为创作这件作品,他思考了很长时间,最终联想到天安门宽大而稳定的建筑造型,那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情感表达和审美豪情——只有把肩膀“拉开”,形成夸张的横宽构图,才能把李大钊先生“铁肩担道义”的精神体现出来。中国传统美的内涵、李大钊先生的美的道义、父亲作为创作者对美的深邃理解,通过横宽构图的高度统一,达成至诚至美的高远境界。
父亲说,百年前,中国有“造像”而无“雕塑”,“雕塑”这个词是舶来品——西方的雕塑大多属于宗教造像;中国造像则带有东方的审美样式特征,尤其是摩崖石刻的造型方法,与西方的写实技巧迥然不同。父亲特别注意造型方法的归纳,使手中的作品可以与中华民族所传承的那种美的能量产生共鸣。
1980年,钱绍武正在创作杜甫坐像。 受访者供图
父亲对美的感悟、对艺术的理解,与他的幼年经历息息相关。他早早便打下“篆隶楷行草”的童子功,并吸纳碑学和帖学的韵味。深厚的学养功力,使他在宽阔的发展空间游刃有余,形成独到书风。他的书法或大气雄浑,或龙飞凤舞,或端庄典雅,幻化无常。
父亲认为,书法具有音乐性、舞蹈性与建筑性,如果让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存在,艺术家就必须让书法的表现形式丰富起来,不同的情感必然造就不同的美的表现形式,不仅要求艺术家写一手好字,更要求艺术家通过书法来表现人的情感,字里行间传递着中华民族美的灵魂,只有这样才能称为“书法艺术”。
2017年,钱绍武正在进行书法创作。 受访者供图
在晚年,父亲还有一个愿望。他想重新整理中国雕塑史,希望从雕塑艺术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传统造像艺术。但那时他年岁已高,无力处理那么巨大的工作量,最后没能完成。我想这应该算是他逝世之前的一个遗憾。
我和父亲之间,一直没有建立起太亲密的情感。他晚年时,常常一个人坐着,不言不语,也不看人。他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已经完全没有概念,但大脑还在思索。有一次,他对着电视,忽然冒出来一句:“原来美术就是巫术啊。”没有任何的前言后语,电视上放的画面,和美术好像也没有丝毫关系。
我当时完全摸不着头脑,后来翻了很多资料,才从李泽厚先生的一篇文章里发现其间的因果关系——原来美的起源具有祭祀的含义。美不仅仅是漂亮、好看,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,更是“一种神秘的能量”,就像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一样。而此时我才发现,父亲所追求的东西,都是一脉相承的,这种关于美的能量,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的。
父亲一生都有着赤子之心,他爱笑,爱“美”,不高兴的时候,念几句古诗就高兴起来了。在他眼里,处处都是“美”,时时都会感到欢喜。我常常说,他不仅是我的父亲,也是我“美”的启蒙老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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